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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周总理坚拒破人民大会堂“四旧”的无理要求

    1966年9月的一天下午,当时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的我,接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的电话,要我17点钟赶到人民大会堂,周总理在二楼会议室见我,主要是交代人民大会堂的“红色革命化”布置工作。

    那时,社会上盛行一股“破四旧、树新风”的无政府主义思潮。一些中学的红卫兵和大专院校的造反派,进行打砸抢活动,许多文学书籍和历史文物惨遭焚毁和破坏。

    我来到会议室门口,遇到中办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成元功,他是总理的老卫士长。我向他说明来意后,他说:“总理还在与客人谈话,你得多等一会儿。”我说:“总理要我来的具体任务是什么?”他说:“可能是要你将大会堂重新布置一下,多搞些毛主席语录、诗词之类的东西,装饰一下环境。”他还说:“上午总理接见了北京高校造反派的四个头头。他们当面向总理发难,说大会堂里到处都是‘封、资、修’的东西,是破铜烂铁,是‘四旧’,统统应该砸烂。如果人手不够或下不了手,院校可以派革命师生帮助清除。总理当即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,这才打电话让童副主任通知你来的。”听了成元功的介绍,我大致了解了来大会堂的工作任务,看到周总理实在太忙,就先离开了会议室。

    晚饭后,我和大会堂的陆学贵一起,从三楼开始一个厅室一个厅室地查看,谋划着哪里应该张挂毛主席像和诗词、语录展板,哪里的古董、国画、文物需要撤换。有些青年服务员见我们要更换厅室的陈列物品,随意地说道:“这些东西都是‘四旧’,早应该砸烂和焚毁。”听了他们的议论,我的心一下提了起来。大会堂各厅室、各处陈设、悬挂的艺术品,都是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时,各省、市、自治区选送的珍品,是国宝一级文物。这批珍贵的文物一旦处理不好,将会给国家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。想到这里,我立刻想到了周总理,我必须立刻向他请示。

    我又一次来到大会堂二楼会议室门口。周总理还在那里办公。后来,我见成元功从屋里出来,忙上前询问。他说:“总理办公一直到现在都没休息,已经很疲惫了。”我说:“既然是总理要我到大会堂来,我就要对工作负责任,总理忙我不打扰他,就请你进去转告总理,一是告诉他我已到大会堂开始工作了,二是请示一下大会堂撤换下来的文物珍品如何处置。”成元功看我焦急的样子,回身轻轻推开了会议室的房门。我低头看了一下手表,已经是深夜2点。当时我既为自己在这个时候打扰周总理的唐突之举深感懊悔,又为周总理为人民日夜操劳的精神所感动。不一会儿,成元功走出会议室,对我说:“总理让我转告你,大会堂撤换下来的东西先保存起来,一切等到运动后期处理。”我悬在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
    第二天,我向大会堂的领导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,得到他们支持,并一同验看了地下室准备保存物品的房间。此后,大会堂的员工们开始撤换、包装、造册登记等繁杂精细的清理文物工作。他们将这些珍贵文物,分厅室编号,一批批地存放到大会堂地下室的十几间库房里妥善保管起来。

    受命“红化”人民大会堂

    在大会堂“红化”布置工作中,除了大会堂的陆学贵协助我开展工作外,还调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部分师生配合我。我负责设计语录、诗词等展板的内容、字体和尺寸,由工艺美术学院负责制作,大会堂的工作人员负责清理场地和张挂。

    大会堂正门廊柱两边外墙上,原有许多工艺精美的砖雕,为了保护这些砖雕,体现“红化”成果,我设计了两面长方形的大标语牌,遮盖了整个墙面。南边的一条是: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,北边一条是: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。两条标语的制作,采取框架式有机玻璃贴面工艺,框架四周内镶饰灯光。巨幅灯箱标语制作安装完工后,夜晚与天安门广场的华灯同时绽放,交相辉映,十分壮观(该灯箱标语于1976年10月中旬粉碎“四人帮”后被拆除)。

    一进大会堂正门,有四座前厅大门,大门之间的墙壁上设计悬挂了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的巨幅油画像。中央大厅里需要安放一尊毛主席站立招手的巨大塑像。经领导同意,毛主席像的塑造任务交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师生创作完成。他们将毛主席塑像的小样呈报给周总理审阅,得到批准。

    安放毛主席塑像工作是在夜晚进行的。我和陆学贵及一些员工早早等在大厅,中央美术学院几十名师生用卡车拉来塑像。在大家紧张有序的忙碌中,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在指挥:“大家小心,不用急,慢点放啊!”我回头一看,发现是周总理站在我们身边。大家看到周总理来了,激动万分。在周总理的指挥下,大家小心翼翼将毛主席塑像安装好。

    周总理在一旁仔细审视着毛主席塑像,我轻轻走了过去。周总理说:“小杨,工作还顺利吗?”我赶忙答道:“一切顺利,大会堂的同志很配合我的工作,外围已基本搞完,各厅室正陆续在搞,撤换的东西按照您的指示也开始造册入库了。”周总理默默地点点头,对我说:“北京饭店你也要去,还有中南海周围的大门。”说到这里,周总理回过头来亲切地对我说:“小杨同志,你的工作任务很重,辛苦你了。”

    由于人民大会堂地方大、厅室多,需要重新布置、制作的展板和撤换的物品极其复杂费时。根据周总理的指示,我在“红化”人民大会堂的过程中,又抽出时间“红化”北京饭店、中南海几个大门、紫光阁和宋庆龄住地等。

    乌云散尽文物复原

    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,我遵照周总理及国管局领导指示,搞了近两年的“红化”布置工作。1969年初我被下放到宁夏的五七干校劳动,后又下放到青海,1976年调回北京,被分配在国家文物出版社任美术编辑。1978年初,人民大会堂管理局高登榜局长将我叫到人民大会堂,和我谈了一次话。他说:“当年大会堂的‘红化’布置工作,是你一手经办的,现在要将大会堂的布置全面复原,工作仍由你负责。”

    听了高局长的话,我真是又惊又喜。10年了,怎么也没有想到,我在历经磨难后,能有幸再次走进人民大会堂这座神圣的殿堂,继续为它服务和工作。

    在恢复人民大会堂各厅室原来布置的工作中,当看到服务员从地下室将封存多年的那些珍贵文物、国画、陈列品一件件小心地抬入大厅,解开包装,展现出它们原有的品貌和色彩时,我格外激动。这些珍贵的物品是在周总理的亲自指示下,才得到妥善保管,能够重见天日。它们再次被安放在人民大会堂各处原有位置上,将继续为人民大会堂这座神圣殿堂增光添彩。(杨亚人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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